徐向前和陈昌浩之间出现了意见不合的情况。两人在某个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，开始争论起来。徐向前坚持自己的观点，认为应该按照某个方向进行。而陈昌浩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，他觉得另一种做法更为合适。两人都试图说服对方，但一时间难以达成一致。尽管他们的想法有所不同，但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在努力。只是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，他们有了分歧，需要通过讨论来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。

1936年10月，红军的三大队伍终于汇合到一起，这真是个让人特别激动的大好事。但红军聚在一块儿后，也吸引了国军的注意，他们也开始集结兵力。蒋介石打算用上好几十万大军，把红军逼到黄河边上，然后一下子全给消灭掉。

针对当前的状况，党中央在11月8号给出了新的行动方案。陈昌浩和徐向前带领的红四方面军的第5、9、30军，也就是大约两万多人，他们正打算西渡黄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。现在，他们被要求组成西路军，任务是在河西地区花上一年的时间建立新的根据地，并且努力开辟一条直接通往苏联的道路。

10号那天，中央下了死命令，让河西的部队整编成西路军，还搞了个西路军军政委员会，陈昌浩当上了主席，徐向前、李特他们几个做了委员。西路军的大权嘛，徐向前总指挥拿着，政委的位置归了陈昌浩。这支队伍底下管着第五军、第九军、还有第三十军。

11月11号那天，西路军正式组建完成，徐向前马上带着队伍快速往西边进发。才隔了两天，九军就把古浪城给拿下了。古浪城这地方，是河西走廊的关键，马家军当然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打算把它抢回来。马家军一集结，倒给三十军向西推进创造了条件。到了18号，三十军攻下了永昌，21号又占领了山丹，这样一来，河西走廊的中段就被我们控制住了。

徐向前一听到那消息，马上就下令五军跟上，去顶替三十军的防守位置。三十军作为主干力量，就被调到了永昌到凉州西北四十里铺那片地方，先休整一下，等着新任务。可谁都没料到，在古浪那边防守的红九军，因为小看了敌人，结果一战下来，兵力就少了三分之一，这样一来，整个战场的形势都变了。

那时候，中央军委发来急电，指示他们别再往西走了，要在永凉那块地方扎下根，建个根据地。陈昌浩琢磨着，凭西路军这点人马，在那地界立住脚应该没啥大问题。但陈昌浩这心里头有底，跟徐向前满脸的担忧比起来，那真是天差地别。

那时候，徐向前紧锁眉头，一脸认真地讲：“红九军这一败，战场形势可就变了样，咱们能不能在这儿站稳脚跟，还得细细琢磨琢磨。”不过，陈昌浩有自己的看法，他觉得红九军吃亏，不是因为马家军太厉害，而是指挥上出了问题。于是他就说：“眼下的局势挺有利的，马家军没啥可怕的，建个根据地能有多难呢？”

对于陈昌浩的说法，徐向前心里直摇头，直接道出了自己的观点：“你这判断没啥真凭实据啊。眼下咱们才是守的一方，马家军那边大本营支援着，物资、人马都不缺，咋就说形势一片大好呢？”就为这事儿，陈昌浩和徐向前争得不可开交，谁也没能把谁说通。

11月21号，徐向前和陈昌浩带着总指挥部，顺利到了永昌城。但那时候，我们被马家军从前后夹攻，处境挺危险的，快被包围了。为了掌握主动权，徐向前在24号赶紧给中央发了消息，说想重新安排下西路军的行动策略。到了25号，中央回了电报，还是想让西路军在当地坚持下去，打开新局面。

那时候，西路军扎根在永凉那片地方，这可让甘青地区的“两马”头疼不已，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威胁。为了守住自己的地盘，马步芳和马步青决定联手，一起向西路军发起了新的攻击。

徐向前看到这种情况，就带着队伍开始反打。从11月底到12月初这段时间，我们干掉了敌人6000多人，但自己也受了不小的伤。

主将出走后，我们历经波折重回延安

当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时，“西安事变”突然发生了，这让徐向前非常振奋。他们紧接着开了会，西路军随后给军委递上了八条紧急提议。没多久，中央军委就回复了，说他们的主要任务得转到建立与苏联的联系上。

徐向前和陈昌浩一接到指令，立马就开始调动军队，打算往西边出发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们又从中央军委那儿收到了新消息，问能不能先派一队人马到兰州那边，给河东那边打个配合。但西路军这边还没整备好呢，情况就又变了。12月24号那天，蒋介石突然说要跟共产党直接谈。

中共中央琢磨着，红军以后得住哪儿，这事儿挺重要，所以就让西路军别待在永凉那地儿了，继续往西边走。到了1937年1月头几天，徐向前带着队伍打下了高台这些地方，然后就停下来休整，好让大伙儿缓口气，恢复恢复力量。

但就在这时，河东那边的情况又来了个大转弯，蒋介石不守信用，把张学良给扣在了南京。中央商量了一番后，给西路军发了电报，让他们在高台、临泽那块地方扎根，准备抵挡国军的攻打。

蒋介石被放出来后，西北的马家军兴奋得很，打算继续追赶西路军。到了1月12日，马家军就派了一小部分人去拖住红九军和三十军，剩下的主力则准备攻打在高台守着的红五军。可倒霉的是，红五军那会儿就一部电台，还偏偏不在高台，这就导致他们完全没法求援，只能孤军奋战。

后来，虽然成功解读了敌人的电报，得知红五军的艰难处境，徐向前赶紧派兵去帮忙，但可惜已经来不及了。马家军在攻下高台后，士气大振，接着就向其他红军驻扎的地方发起了攻击。徐向前果断决定，把所有兵力都调到倪家营子，打算从那里突围出去，继续完成原来的任务。

西路军拼尽全力，好不容易冲出了重围，来到了临泽南边的三道流沟地带，结果又被大量的敌军给围住了。那时候，中央已经知道西路军陷入了困境，所以就迅速组织起队伍，打算前去救援。徐向前和陈昌浩一听说中央要派兵来帮忙，就打算在三道流沟这里死守，等着援军的到来。

差不多8000人，跟敌人打了五天五夜后，决定自救，往祁连山方向撤退。1937年3月14日，陈昌浩和徐向前指挥着西路军的剩余部队，一边战斗一边后退，最后退到了石窝山上。那时候，西路军已经没子弹没粮食了，人数也从一开始的2万多减到了不到3000人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西路军的军政委员会开了最后一次会议。

会议上，大家商量后决定，徐向前和陈浩昌得离开队伍，回到陕北向党中央说说这边的情况。徐向前一听，立马就说：“咱这支队伍，是从鄂豫皖一路走过来的，现在到这份上了，我们回去能干啥呢？就算是要牺牲，也得跟部队在一起，不能走啊！”

陈昌浩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军政委员会已经决定了，你留在军队里太显眼，对队伍的分散行动不利。”争论了好一阵子，最后大家还是决定让陈和徐两人离开队伍，并且给中央发了电报进行汇报。

徐向前后来聊起这事儿时说：“会议结束后，我本想劝陈昌浩先别回陕北，但陈昌浩情绪挺高，坚决地说，不行，我们得回去跟中央理论。我本来不想离开，李先念他们也是，都不希望我走。可我没能守住自己的想法，犯了个让我一直后悔的错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”

西路军行动受挫，我心里深感愧对党组织。

1937年3月14号石窝会议结束后，徐向前和陈昌浩带着陈明义他们36个警卫，趁着黑夜逃出了敌人的包围。但那时候情况特别紧急，马家军正到处搜捕徐向前这些西路军的大头头。为了不被一锅端，大家在出山的时候，就各自分开走了。

徐向前和陈昌浩手头上就剩下四个警卫跟着，但在往回走的路上，碰到了麻烦，其中两个警卫被马家军给逮住了，另外两个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这样一来，他俩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。陈昌浩因为老胃病又犯了，实在走不动，只好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先歇着。徐向前呢，就自己一个人继续上路了。

徐向前换了身行头，扮成个商人，费了好大劲才见上了援西军的耿飚和刘志坚。接着，他骑上马就往镇原城赶。一见到刘伯承，徐向前眼泪就下来了，他说：“伯承啊，西路军打输了，我心里真对不住党！”那时候，徐向前才36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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